我一直相信，一个作品真正活着的时候，不在创作者的身体里，而在它被观看的那一刻。
作品需要观者，它的生命状态才是鲜活的。
这里的观者不必限定为“人”。观者可以是物，是环境，是一套思想或意识的流动。一次注视，一次误读，一次被路过的凝视，都是在为作品提供一种 spectatorship，一种让作品得以被见、被误解、被重新生成的关系场。
只要有某种“在场的意识”对作品发生回应，作品就不再是被遗弃在时间里的孤儿，而是进入了一种交流关系里。作品真正拥有的，不是一个孤立的“观众”，而是一段被建立、被维持、被记忆的观看关系。
这个信念和我的性格，其实是矛盾的。
我的性格是怪异的，封闭的。我宁愿把自己藏起来。社交对我来说不是中性行为，而是一种会消耗生命力的劳动。差不多有三年，我几乎是把自己锁在一个壳里生活。
作为创作者，我曾经无法理解，也几乎排斥每一次演出和展览结束后的 small talk。因为很简单，我很难从“演后 small talk”里分辨出真诚。那些寒暄和恭维让我极度不适，因为很难分辨人们是否真心。别人站在你面前，说“太棒了”“我很感动”，这些话在社交的语境里是正确的、友善的，却很难触到作品本身。
于是，每一句“好喜欢你的作品”，最后都变成指向“我个人”的评价，让我本能想逃离，而不是“你的作品在我身上激发了什么”。
那一刻被赞美的不是作品的思考能力，而是我这个人是否合乎期待。
我渴望的，从来是关于作品的思考输出，而不是关于“我”的印象管理。
所以在我自己的演出和展览里，你往往找不到我本人。我会在谢幕前悄悄离场，在作品刚刚投向观众的那一刻，我就已经跑得很远。
仿佛只要我不在场，作品就能以一种不必顾及“创作者形象”的方式被看见，不需要我在旁边解释、证明、维持人设。
矛盾的是，我又极度在意观者。
如果没有 spectatorship，作品在我这边是窒息的。它只能在硬盘里、在记忆卡里、在 rehearsal note 里，过一种幽灵式的生活。它们还存在，但只存在在一个阈限空间里，不足以形成世界。
创作者可以给作品第一次呼吸，观者决定它还能不能再多呼吸几次。
于是 ELSEHERE 出现了。
并不是思考了很久才“慎重决定”，反而是一连串几乎未经允许就发生的动作。很多决定做得有一点“莽撞”，像是被推了一把上路。某一天我意识到，我一直在寻找一个新的方式: 搭建与观者相遇的新结构。
在和许多创作者、研究者、编辑、合作者对话的过程中，我突然很清楚地感受到这件事的价值。
当他们谈论自己的世界观，自己的历史，每一次在困境中做出的选择，以及他们对“使命”这种沉重词汇的私密理解时，我能感到一种很原始的热流在身体里涌动。
这种热不是来自舞台灯光，而来自一种被托付的责任感: 这些作品需要一个更好的 spectatorship，而这个结构需要有人去创建。
我常常跟亲近的人说，现在发生的一切，源自一颗一颗很早埋下的小种子。
那些种子可能来自十几岁时看的一本书，一个剧场的气味，一段被遗忘的身体记忆。它们在暗处慢慢发芽，长得很慢，以至于我直到最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站在一片小小的林子里。
至于这些种子最终会长成什么形状，我现在依然不清楚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它们的力量在推着我离开那个只做“隐匿创作者”的位置。
我从只在暗场里工作的那个人，变成了不得不去调灯的人，哪怕我依然不习惯站在光下。
我不想再让作品的生命戛然而止。
不只是我的作品，是千千万万个创作者的作品。太多东西刚刚被创造出来，就因为缺乏真正的观者结构，而被迫“死亡”：被算法吞没，被档案格式化，被展览周期抛弃，被仓库和云端轻轻一关。
在当代文化环境里，作品最常见的死因，不是失败，而是“无人持续观看”。
我们习惯用“观众”这个词，但对我来说，更精确的词是 spectatorship。
观众是人，spectatorship 是关系。它包含谁在看，用什么方式看，在怎样的语境里被看，作品被谁解释，被谁转译，被谁误会，又被谁带去别的地方继续活。
观众可以是一时的，spectatorship 是长期的。
前者是人数，后者是结构。
我越来越意识到，真正重要的不是“有没有人看”，而是“怎样被看”。
是一种消费式浏览，还是一种伴随式的观看。
是一种把作品当作内容的点击行为，还是一种愿意停留、反刍、和作品一起承担问题的陪伴。
对我来说，“不让作品死掉”，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：
演完一场就再也无人提起的作品，要怎么办？被截成十几秒社交媒体片段的作品，能否保留它原本的语境？还在形成中的作品，有没有可能在“未完成”的阶段，就被看见、被倾听、被记录，而不是等到某一个被机构认可的终点？
我不只是为自己问这些问题，我知道有成千上万的创作者也在面对同样的困境。
很多作品并不是“不够好”，而是:
缺少一个可以被抵达的观者。
缺少一个愿意多看几秒、多读一段、多问一句“你在做什么”的场域。
所以，当我说“观者”时，我指的已经不只是单个的 audience member，而是一整套让作品能够被持续阅读、被反复进入的机制。
一个成熟的生态，不只是有创作者和作品，还必须有被精心设计过的 spectatorship。
ELSEHERE/STRATUM 想要投注的恰恰是后一种 spectatorship。
一种低噪音、慢速度、高密度的观看关系。它允许羞怯的作品，有尚未完成的作品，有还在找语言的作品。它允许误解，允许争论，允许作品在不同观者身上长出不同的版本，而不是被统一包装成一句“好看”或“我不懂”。
在这里，作品不用先变得“容易截成十秒短视频”，才有资格被看见。我想大胆的重新培养塑造当代人的注意力和思考能力。
这也是为什么 STRATUM 对我来说如此重要：
它不是在“介绍作品”，而是在和作品一起思考。
它允许文本处在“分类之前”的阶段，允许观者和创作者共同在一个未完成的语言区里摸索新的词、新的结构、新的语法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观者并不是站在作品对面的那个人，而是和作品一起在同一片泥土上行走的人。
TA 可能是一个编辑、一个同辈、一团集体思维，甚至是一种“尚未命名的敏感度”。
有时候，一个作品真正的观者，不是第一批看见它的人，而是那个愿意替它多寻找几位下一轮观者的人。
站在这里回头看，我才意识到，自己从极端个人的封闭里，被迫走向一种公共性的实践。
我依然不擅长社交，不喜欢寒暄，不会在开幕式上游刃有余地寒暄十几桌。但我开始学习另一种沟通方式: 用结构和文本说话，用编辑和编排说话，用“如何让作品被看见”来代替“如何让自己被看见”。
我开始相信，有人走在路上这件事本身就重要。
有人愿意为作品设计一个更诚实的 spectatorship，愿意承认作品需要观者，也愿意承认观者本身同样脆弱、忙碌、有限。有人愿意承认，我们不需要完美的观众，但需要真实的人，在有限的时间里给作品一次完整的注视。
一个作品被认真看过一次，就已经与这个世界建立了一条不可逆的联系。
总得有人走在路上，于是我上路了。
不是作为一个完美的主理人，而是作为一个仍然在练习怎样面对他人的创作者。
我带着那些曾经逃离 small talk 的本能，也带着那些在黑暗剧场里感到血液发烫的瞬间，试着搭建一个让作品“活久一点”的场。
如果说 STRATUM 是在挖掘垂直的历史，那对我来说，这篇文字其实也是对一种 spectatorship 的练习说明书: 如何在不牺牲作品的复杂度的前提下，让它拥有更多见证者。作品是否被允许拥有一条更长的时间线，是否有机会在不同的媒介、不同的语境中被再次激活。
是否有人愿意陪它多走一段路。
作品的生命靠创作者开启，却要交给观者来延续。
创作者给出第一句，观者决定这句话能不能发展成一段对话，甚至一整部尚未写完的书。
我常常觉得，自己现在做的一切，都是被那些看不见的小种子推着往前走。它们长成了今天 ELSEHERE 和 STRATUM 的样子，但我依然不知道它们最终会长成什么。
我只知道，有一些人已经上路了，有一些作品在路上等待被看见。
总得有人走在路上，于是我上路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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